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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殉城》袁庆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有感

www.pp6.cc2017-07-11来源:丹青海藏网作者:袁庆禄


弘扬史诗精神,再现大地悲歌

      历史题材作品中民族精神的表达问题是版画创作的灵魂,它涉及三个方面:创作者对民族精神的认知度;认知在画面中的反映;反映的形式和方法的时代印痕及个性特征。这同样是我创作大型套色木刻版画《史可法殉城》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认知的高度决定了作品的表现力,表现力决定了作品的感染力。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200cm × 400cm

      史可法,明末政治家、军事家。1645年4月清兵进攻南明,兵围扬州,扬州守将史可法率领全城军民誓死守城,与清兵浴血奋战,壮烈殉国,表现出英勇无畏,誓死如归与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重温历史,史可法英雄群体的爱国行为和牺牲精神与我20多年军旅生涯锻造的思想和品格在潜意识里剧烈碰撞,胸中的熊熊烈火被点燃,强烈的创作愿望迸发了出来,这是我四年如一日的精神动力之所在。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版画局部)

      为生动再现古战场的悲壮画面,充分表达民族精神,构图设计和刀法技巧都要精益求精。在艺术理念方面,我依然坚持“质朴”的艺术语言和“写实”风格,力图在作品精神表达层面进行突破;在构图设计上,使用版画特有语言,着意英雄群体的形象塑造,或躺或卧、或横刀立马、或弓背箭弦,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彰显史可法大义凛然的气魄和中华民族精神;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八平方的画面多个人物形象的设计与处理,要求写实的逼真与关系呼应的恰到好处。前与后、左与右、上与下、大与小,一个个特定人物必须在特定环境中选择特定的特征,实现静而有威、威而具勇、有声有色的意境表达,在自然与协调中体现画作的“大美”;刀法即刀与木相遇形成的刀痕,这是木刻艺术语言的核心元素。在画作中不断通过刀法的变化表达各类物体与人物形象的质地和动感,推进写实的深度与理念的新创,尤其是对人物形象的面部表情的处理,用自己擅长的三角刀进行精雕细刻,精谨细微,力求画面形式感的节奏和韵律,从而使英雄群体形象显现作品需要的民族性和唯美特征。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版画局部)

      大型套色木刻版画《史可法殉城》历经四年的创作,两次赴扬州实地考察,多次查阅相关资料,几易其稿,每次创作与修饰都是思想的洗礼和感性的升华。三百多年前中国人民那场抵御外辱的战争场面,每每在脑海中闪现,其悲惨其壮烈,惊天地、泣鬼神——我尽最大努力通过画面语言再现历史,形成共鸣,使人们感悟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原因,“骄鹤楼头,难忘十日;梅兰岭畔,共仰千秋”(郭沫若)。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版画局部)

讴歌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思想定位在大画面、大场景、大空间

      设置大画面、大场景、大空间处理《史可法殉城》人物和场景的关系,表现英雄群体的民族气节,增强画作的感染力和传导力,让主人翁的群体形象与情景在大空间中纵横,抒发情感,不仅仅是主题的需要,也是艺术追求之必需,空灵中透着“骨”感,血腥中体现出美感,使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通过画面,在受众心底荡漾。这样做可以使画面更加气势磅礴,使英雄人物群体形象更加真实感人,让中华民族气节更加振奋国人。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版画局部)

      大画面: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曰大尺幅,二为大题材,三是大气魄。由于木刻版画的间接性对板材的限制,加上套色的技术难度,长期以来我都是在一米左右板材上做文章。而《史可法殉城》为八平米大尺幅,四套色总刻板32平方。把数块板拼接在一起的问题,错版、漏印、重叠,诸多想不到的问题接踵而来,这些难题,只能在一次次在实验中逐步解决。大题材是因为大主题,弘扬英雄主义精神的主题决定的。而大气魄,实际上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也就是说,宏大的感觉要靠画面内在的气势传达出来,而不仅仅是大的尺幅。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版画局部)

       大场景:以套色木刻版画形式驾驭大场景历史题材,不能不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从构思开始就改变以往的构图模式。大场景并不单单是工程量大,刻画的人物众多那么简单,“大而不空”、“大而不乱”是其基本要求。“大而不空”是指画面构图要饱满,内容要丰富,细节要到位,详略要得当。这是写实性绘画的基本原则,但在大型历史画上表现的更加突出。“大而不乱”是指画面的整体性、协调性,包括人物关系、人物与背景关系、色彩关系等等。《史可法殉城》通过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相结合的方法展现大场景,整体采用散点透视扩大视域范围,结合焦点透视加强真实性。视角从正面展开,并不直接描绘战斗景象,然后以特定的瞬间展现历史的真实和它的悲剧性。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对画面情节及人物动态和情感进行反复推敲与修改,把构成画面的人物、各类物件进行强化乃至夸张处理。单纯中求变化,黑白中求对比, 繁杂中求整体, 在木版套色的局限中,凸显刀法丰富的表现力和物体结构的力度,从而塑出人物的力量感、厚重感和历史的沧桑感。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版画局部)

        大空间关系的处理:空间对于大型历史画来讲至关重要,中国画讲究“高远”、“深远”、“平远”兼具,对于融汇东西方的版画同样适用。远处硝烟弥漫、残垣断壁,近处战旗猎猎、浴血奋战,左边部分英勇不屈的将士,右边部分战火硝烟弥漫呼应烘托,惨烈的战斗场景,静谧而肃穆。正气凛然的史可法形象居中,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力量、一种意志、一种悲壮。这是构图上的安排,技法上版画的特殊语言也会对空间关系产生影响。为了强化“大空间”的效果,画面的下半部多以平行刀法表现物体质感和结构、上半部分多以斜线穿插刀法,使画面既稳重厚实又险峻挺拔。同时,刀法的丰富变化和锋利果敢,也增添了画面内在的气场和格调的大气与力度。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版画局部)

凝聚民族文化精髓,追求别具异样之精美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上追求别具异样之精美,是《史可法殉城》作品力图达到的效果。用四套色的版画处理,追求西方古典艺术纯朴、凝重、概括的意象色调,强化写实深度;另一方面,则消解轮廓线和黑色块的造型方式,和传统的木版套色相比,在“形”的处理上,更多地依据不同色层共同搭构的体面关系,也可以说在艺术语言上尝试在有限的色层内表达极为坚实而丰富的体面变化,借鉴传统木刻版画的明快、疏朗和和练达,尽力追求画面的细微、丰富和深入,使整个画面浑然一体,富于视觉冲击力。主人翁史可法被置于画面的主体位置,以略微仰视的造型突现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英勇气概,盾牌、大刀、炮管、战旗、伤员烈士,惨烈的战争场面,不倒的英雄群像、浑厚壮美的感伤、唯美浪漫的场景,把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做了最好的阐释。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版画局部)

      画作对光线的处理运用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对它的处理已不再仅仅是形式的需要,而是紧扣着作品主题内在精神情绪的表达与张扬去着墨,用强烈的明暗对比创造出光的意象,或侧光,或逆光,乃至神秘莫测的底光,既是画面需要的客观呈现,更有主观意识的强化。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版画局部)

植根沃土,创作出“接地气”的英雄形象

      五千年的文明史,记录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坚贞不屈奋斗历程。画家笔下对这段丰厚历史、某一个情节的再现,必须植根于沃土,创作血肉丰满,人民认可的“真实”。这样的作品方具有影响力。我创作的风格是写实的,源于实、高于实,成就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雁翎儿女》《黄山喜遇》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一系列作品,成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牧羊女系列作品的成功。《史可法殉城》这幅作品,是尽情抒发爱恨情感的平台,每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举一动一怒,都是这种情感的印痕。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凡事做到最好,这是我一贯的信念。这让我想到了刘禹锡的那句诗:“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版画局部)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东坡),意为至静不易,虚怀为难。《史可法殉城》在构图和画面人物的处理上大胆而险绝,也可以说,这幅画的创作,我实现了艺术生涯最大的一次跨越、一次超越、一次提升。跨越的是技法,超越的是心灵,提升的是境界。



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版画局部)

      不倒的战旗,浓烈的硝烟,空旷的天际,是意境,也是氛围。它让史可法的形象在特定的环境下显得更加高大,它让史可法的精神得以升华,它给人留下的是广远深邃的想象空间,而它的背后彰显的是民族文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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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石生于山东临沭,1980年毕业于山东省轻工美术学校。1989年从于中国画研究院第三届中国画研修班。1990年、参加中国画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花鸟画主题展”,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新文人画展”。19